古文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探寻华夏文化源流的密钥。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是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的重镇，以其整齐强劲的研究阵容和卓越的研究业绩蜚声海内外学界。曾宪通教授继容庚、商承祚等前辈学者之后，载道于身，施教于下，以淡泊勤恳的学风化育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的一代学人，对学派延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先生更以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为我国的古文字研究奉献了诸多佳作，论著如甘雨和风，悦人心目，又如苍松劲柏，自有格调。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曾宪通教授多次随容庚、商承祚、饶宗颐先生游历访学，好古博涉，传承“绝学”，尤重文字与文化之间密切的关系，耄耋之年尚有著述，胸有屠龙术仍不忘教育事业，实为楷模。本刊此稿，旨在发扬我校优良的学术传统，让后辈学子领略名家的风采，同时坚定广大传统文化研究人员的文化自信，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曾宪通，陈伟武
摘 要：曾宪通教授是传承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学脉的第二代学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几度参与出土古文字资料的整理，数十年如一日，醉心于古文字研究。在古文字研究过程中注意从字形入手，联系词的音义，尤重发掘古文字资料的文化内涵。其论著或考释疑难字词，或探寻文字源流，或深入文化研究，对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由陈伟武以访谈的形式请曾先生介绍其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对学界的青年学者当会有所启示。
陈伟武：您曾多次提起自己的学术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初始阶段是您学术生涯的起点。您可不可以向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接触到“古文字”这个概念时的情景？初始阶段的哪几段经历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曾宪通：我是1955年从汕头市金山中学毕业考入中山大学的，入学第一个中秋节，我所在的小班就和容庚先生一起过节。同学们知道容先生是古文字学大家，但是大家对“古文字”三个字的内涵并不了解。当时大家向容先生请教，我记得容先生回答说：“所谓古文字，就是我们的祖宗用过而你们今天还不认得的字。”他的回答很幽默，却简明地告诉了大家“古文字”是什么。我很幸运，一入学就接触到了容先生，容先生这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这就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古文字”概念的情景，其实也可以看作我踏入古文字学领域初始阶段的起点。当时除了容先生，系里还有很多语言文字学家。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对传统语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慢慢发现了汉语言文字学的魅力。从这时起到1970年代中期是我学术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我一直在容庚、商承祚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在我本科的最后一年，容先生带着他的副博士研究生李瑾、夏渌、马国权和缪锦安北上考察，学校派我作为容先生的助手随行，两个多月的实践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这是我第一次和容先生出去考察，我们住在故宫西角楼招待所，看到了故宫青铜器馆的很多藏器。容先生和唐兰先生一见面，就对唐先生说：“你整天坐在这里，守着这么多青铜器，都不编图录出来让我们研究。”唐先生笑呵呵地回答：“编图录不是研究，不是我的工作。我是研究古文字的，我不编图录。”容先生问道：“那我的《宝蕴楼彝器图录》就不是研究吗？”唐先生回答：“当然是在做研究，后面基于图录所做的工作都是研究。”我们请唐先生讲讲怎么学习古文字，唐先生和我们说：“古文字的功夫不在古文字之内，而在古文字之外。”后来又去拜访了郭沫若先生，当时郭先生刚从安阳考察回来。郭先生兴致十足地向我们讲了河南安阳园坑墓的情况，还讲了很多考古学方面的知识。途经郑州时，还遇到了于省吾先生带着姚孝遂、陈世辉等副博士研究生在当地考察。通过与几位先生的接触，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意识到出土材料的内涵绝不仅限于古文字学领域，与文学、史学、考古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我也慢慢明白了要想在古文字学领域做出一番成就，就不能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能随容先生四处游历学习，拜访名家，这对我来说是极其幸运的一件事。
陈伟武：对于这次考察我有一个小猜测，正好向您请教一下。容庚先生不是党员，而李瑾、夏渌、马国权和缪锦安四位先生好像也不是党员。老师您既是党员，又早早表现出了学习古文字学的意向，学校是不是有意安排一个党员作为党的代表来参与这次考察？曾宪通：他们四位确实都不是党员，也许学校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当时除了我，还有那么多党员，所以这应该不是让我去当容老助手的主要原因。我想有一个原因比较重要。在我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容先生给我们开设“《说文》研究”课程，我当时担任课代表。容先生讲课有一本讲义，每次上课还要带着很多和《说文解字》有关的书，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上课前他就把要用的书和这本讲义一起用白布包起来。我课前先去容先生家里拿这叠书，下课后再同容先生一起把书送回去。也是这年秋天，容先生收到了饶宗颐先生寄来的《敦煌写本老子想尔注笺证》。容先生问我知不知道饶先生，我直摇头。容先生批评我：“来自潮州还不知道潮州才子饶宗颐，能算潮州人么？”容先生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饶先生的名字。从北京考察回来以后，我才正式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工作，担任容先生的助教和研究室主任商承祚先生的秘书。1961年又随商先生到郑州和北京摹写校对信阳楚墓出土的竹简，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条件十分艰苦，但商先生仍能全心投入到竹简的整理工作中。商先生对整理楚简有一套自己独到的理论，他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室的整理指南。容、商两位先生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对学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考释古文字方面，他们重实证并擅长对古文字字形的分析，两位先生都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从不脱离材料作出不合实际的推测，这样踏实严谨的学风对我影响非常之深。
容庚先生（左二）与商承祚先生（左一）在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陈伟武：1974年到1976年，您曾随商承祚先生到北京沙滩红楼文物出版社整理竹简，您把这个阶段当作您的“第二阶段”，我想这两年一定对您深有影响。曾宪通：当时商先生接到了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的借调函。商老是老一辈中唯一一个接触过楚简的专家，手上正在负责几批楚简的整理工作。当时商先生年事已高，他就带了我一同随行。外地来的学者们先住在国家文物局招待所，后来大家索性就住在了红楼的地下室。那是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后，又发现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的一个大发现就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问世。毛主席当时对这两部新出土的竹书十分感兴趣，整理小组当时突击了八个月，先搞出了一个线装大字本给他老人家看。我在协助商先生整理他那套竹简的照片时，发现简本《孙子兵法》中《形》篇的部分文句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我当时在小组会上提出，《形》篇可能有两个写本。朱德熙先生肯定了我的观点，朱先生对我说：“既然这样，那《孙子兵法》这部分就由你来负责吧。”朱先生还指示我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与简本相校注。因为《孙膑兵法》没有传世本可以参照，所以当时整理小组的主力朱德熙、孙贯文、裘锡圭、李家浩、吴九龙等几位先生全部投入整理工作，商先生和傅熹年、周祖谟等先生主要负责摹本和释文。随后我又参加了银雀山汉简《尉缭子》校注、《孙膑兵法》简注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等工作。在整理和注释简本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我记得朱先生有一句常用的口头禅是：“换一个角度看看怎么样？”朱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与容、商两位先生不同之处。这句话启发了我应当在整理竹简和释读古文字时保持语言学的意识，这是另一种考虑问题的路径。记得在整理银雀山汉简时，有两条残断的竹简可以缀合，简文是：“胜，夜战，不胜，夜战”，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去解释肯定解释不通，其实这个“夜”字就是“亦”，《说文》解释“夜”的结构是：从夕，亦省声。因为“夜”字和“亦”字读音相近，所以当时抄竹简的人就直接用“夜”字来表示“亦”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能打胜的仗要打，打不胜的仗也要打。这样解释，整句话的意思就畅通无碍了。后来朱德熙先生在《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这篇文章中还专门举了这个例子，这样去理解简文就是朱先生所说的“换一个角度看看”了。
陈伟武：这个例子中“夜”字的用法就是所谓的“陷阱”，以前裘锡圭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当然关于“错别字”这个概念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近年来，徐宝贵、刘志基等几位先生都写过相关的文章。在出土文献中，在表示同样一个词时，书手偶尔会故意用不同的字，有时候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假借字，有时候用构造方式不同的异体字。目的是为了追求书法用字上的变化，避免单调。从甲骨文开始，这种书写习惯就已经形成了。当然有些确实是写了错字，写成一个毫不相干的字。曾宪通：前一种是为了求变，后一种是因为书手文化程度比较低，这是整理竹简时要注意的问题。后来在整理睡虎地秦简的时候，我发现《日书》当中的《岁》篇里面有一个“秦楚月名对照表”。秦用的是颛顼历，楚用夏历，历法有所不同，但通过分析还是可以发现它们的相对规律。去北京前我就在协助商先生整理望山楚简，望山楚简中正好涉及月名的问题，我就用这个“对照表”写了一篇《楚月名初探》，揭示了秦历和楚历的对应规律，也算是解决了望山楚简中楚国代月名的排序问题。文章发表后，原秦汉史学会的会长林剑鸣先生在一篇评介《日书》研究的论文中就说：“《楚月名初探》初步研究了《日书》中记载的秦、楚历法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不仅可对秦、楚历法的异同作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对战国楚简中其他的一些有关历法问题的解决，有极重要的作用，《日书》的科学价值在这里初步表现了出来。”后来也有不少学者引用这篇文章，本来我觉得是为商先生望山楚简整理做的一个小工作，没想到受到了学界的关注。随商先生去红楼整理竹简对我来说是很可贵的学习机会，这也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刚开始我只是商老的陪同，并不是整理小组的正式成员，却有幸参与整理工作。机缘巧合，也是各位前辈对我莫大的信任。陈伟武：您重视机缘，您所说这种机缘巧合也就是饶宗颐先生常常讲的“因缘”，饶先生也曾遇到过许多对他学术道路有过很大帮助的中外学术名家。您常说饶先生也是您的“学术贵人”，可否讲一下您与饶先生的“因缘”？曾宪通：那是1979年冬天的时候了。当时在中山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学术年会，商承祚先生担任理事会理事长，赵诚先生和我是秘书长并负责具体会务的一些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饶宗颐先生，这也是饶先生离开大陆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内地参加学术会议。当时省委书记吴南生特地设宴欢迎饶先生，他希望饶先生今后多到内地看看，还指着我说：“必要时可叫宪通陪陪，这也是向饶老学习的好机会。”第二年秋天，饶先生赴成都出席第三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学术年会，饶先生在会议上宣读了《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的论文，当时马王堆帛书《易经》的整理者张政?先生对饶先生这篇文章评价很高，认为是研究《易经》的第一篇论文。饶先生会后就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我当时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行人员陪饶先生考察。到了北京，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送了饶先生一本刚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这本发掘报告里有两个以往没有公布的《日书》写本。饶先生回到宾馆后马上和我说：“我们来制定一个研究计划，《日书》也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当时你根据几根简就可以写出《楚月名初探》，现在有了这本完整的书，应该多写一些文章。”在行程中，饶先生一直在思考用什么课题来反映这次北上考察，后来选定了以“楚地出土文献研究”作为研究课题。包括了三大内容：一是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二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磬；三是湖南长沙出土的《楚帛书》。
陈伟武：敦煌文献中与《日书》相似的数术类文献也有很多，饶先生在敦煌学方面造诣精深，研究很深入。《日书》这种文献有点儿像香港的“通书”，香港人叫“通胜”，因为书和输谐音，不好听。香港还保留了这种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我想饶先生对文化的源流关系一定是极其敏锐的，饶先生有一个观点：我们日常文化的源头可能在更远古的时候，通过长久的时间而流传至今，中途并未产生断裂。所以他一下子就会意识到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有极高的价值。曾宪通：我在红楼也参与过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当时睡虎地秦简的内容除了《日书》外都要先在《文物》上发表。所谓日书，就是选择时日宜忌，预测人事吉凶的“择日通书”。当时《日书》没先发表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还不够开放，以为是封建迷信，但它其实有社会史、文化史等多方面的价值；另一个是因为难度比较大，属于数术文献。我1981年10月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在饶先生的指导下从事“楚地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饶先生当时提醒我《日书》《岁》篇中提到的“平分”可能和春分秋分有关，可以参考《淮南子·天文训》。饶先生这个意见对我帮助很大，竹简《日书》是其中一个新的焦点，而《淮南子》的特点在于全，在掌握全面的基础上立足焦点就会具有深刻性的揭示。饶先生的意见直接启发我写出了《秦简日书〈岁〉篇疏证》。我到香港的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5月，我们就出版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后来把《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合起来就成了《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这本书。饶先生在《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的“卷前语”中还推荐我的这篇文章，饶先生对后辈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还在《亚洲研究学报》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本书是写给专家看的”，他认为我们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是了解古代宇宙观的重要材料。当时和饶先生合作学习，饶先生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做一个索引出来。他让我熟悉材料的方法就是做索引，因为这样对把握材料、整理思路和寻找证据都很有好处。饶先生强调对材料的掌握，这也是早年时容、商两位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陈伟武：您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对文献的掌握。饶先生读书多，看到《岁》篇立刻就会联想到《淮南子·天文训》来比较。同样是文献对照，饶先生定位到同时期的文献，这样相比同质性更高，研究价值也就更高。也是受到老师文章的影响，所以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时代相同或相近文献的对比。我在考释清华简一个疑难词的过程中发现，战国时候的秋分并不叫“秋分”，而叫“秋至”。春夏秋冬有四至，正好《管子》中有这样的文例，印证了我的观点，清华简整理者将这个词读为“秋令”是不对的。饶先生提倡做索引，一方面是熟悉材料，我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分类，分出同类的东西，了解材料内部的联系和区别。曾宪通：对，饶先生是很重“联系”的。在跟随饶先生学习的过程中，我很佩服饶先生的“博古通今，中西融贯”。他有国学家的渊博，还有汉学家的专精，更有华学家的华夏史观。他后来还创办了《华学》，希望能为华夏深厚的文化根苗做出些灌溉和栽培的工作。饶先生同时具备渊博、精专和源流观，故而往往能得到精确的结论。对出土文献，饶先生并不只限于分析文字、解释文意，他更重视文化史角度的观察，注重这些出土文献对发掘文化源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饶先生十分重视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看待问题，在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对象的因果先后，加以疏通整理，在横的方面对关注它与同时期其他问题点的互相作用，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基于此，在研究对象交叉错综的方面去找寻他们的条理，也就是因果关系。饶先生还有一个“三点论”，就是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尤其关注联系层面的问题。在与饶先生学习的两年多里，饶先生的深度意识和广度视角大大拓宽了我的格局，后来我也有意识地将古文字研究与古代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我研究古文字第三个阶段的主要方法。饶先生那种治学不倦的研究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向前探索，容先生、商先生、饶先生还有红楼的诸位前辈都在我的学术道路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我研习古文字学的三个阶段其实是三度升华，这最应该感谢我的老师和长辈们对我的关爱。陈伟武：在您长久的研究过程中，有哪些您认为十分重要的治学理念可与我们分享？曾宪通：我一直认为学习古文字学并不用太聪明，掌握了一些门路就能有所发明。比方法更重要的是锲而不舍的态度，是长久的坚持。我刚随容庚先生读书时，容先生布置我临摹文字编，他对我说：“大匠予人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炼中得来。”1961年我随商承祚先生去摹校信阳楚简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商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生活条件很好，但那时每天只能靠生蒜头和玉米粥糊口，他从未因生活条件而对这些工作产生厌倦的情绪，每天起早贪黑往返于库房和资料室。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时常常会想到两位先生。我想，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我也是在慢慢读书的过程中才形成了以古文字学为主体，以战国秦汉文字为重点的研究方向。我有一篇得意之作是《说繇》，古陶文中有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字，这个字在《季木藏陶》这本书中的几张拓片里经常出现，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怪字到底对应着现在的哪个字。顾廷龙先生的《古陶文孴录》、金祥恒先生的《陶文编》都把它当作不识字收入附录里面。发现这个怪字后，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先将《季木藏陶》中的材料进行了大的分类，然后去金文里寻找相同的字形和出现这个字的文例。通过对这个字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后，基本上解决了它的构形和源流问题，其实它就是“繇”字。《季木藏陶》中的材料就那么多，如果把它当作难以解决的问题放过，我想这个字的释读就与我失之交臂了。这就是读书读来的文章，这样的读书态度和方法就是来自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容先生以前经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做一百次，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做一千次。容先生一生都在贯彻这种精神，这也是我后来克服困难的座右铭。陈伟武：容老以前每每说自己“性钝”，您说研究古文字学的人并不需要太聪明。其实，容老如果不是大智敦敏，肯定难以达到学术极致，您资质过人，又对学问锲而不舍，所以也成就斐然。“繇”字的释读现在已经被古文字学界接受，《古陶文字征》当时还在这个字下面标注出“曾宪通释”，像后来出的《战国文字编》这类古文字工具书也都已经接纳了您的考释意见。在具体古文字考释方法中，老师曾用“注意从字形入手，联系词的音义，掌握古文字资料的内涵”三个方面来归纳您研习古文字的具体方法，您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内涵和彼此之间的联系？曾宪通：考释古文字其实也有不同的流派，容、商两位先生注重实证，也就是字形。两位先生很少讨论材料以外的东西，商先生对一些主观臆测过多的论证方式一向不屑一顾。于省吾先生也重字形，他在《甲骨文字释林》的序中说：“字形为确切不移的客观存在。”早期的字形往往体现出这个字的造字理据，比如说甲骨文中的“作”字，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字就是甲骨文的“作”字，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作”在甲骨文中写成这样。我对甲骨文中“作”的一系列字形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到了“以耒起土”这一结论，如果去看一下甲骨文的字形，就会发现这是非常直观的。古文字的字形很重要，但分析古文字却不能只限于字形，几位老先生重字形也不是只看字形。有时候一连串的古文字中并没有任何疑难字，但却无法从字面上讲通。我前面提到的银雀山汉简把“亦”写成“夜”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些学术界的前辈就擅长从语言学角度解决难点，揭示文字背后的语言事实，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在红楼整理竹简时朱德熙先生对我们晚辈的教诲。就像我在解释甲骨文中的“作田”这个词时，我意识到“作田”“作事”这类词在先秦的文献中常有出现，保留着古汉语成分比较多的潮州方言至今还把起土、犁地、种植等农活叫作“作田”。“作”这个用法真是贯通古今，所以联系词的音义和上下文意对考释古文字同样十分重要。除此之外还需要充分利用文字区域特点和出土实物，这在具体的考释中有时也可能是关键一环。综合运用以上几种考释古文字的手段便可以对一些字句的释读得到比较准确的结论，我在《谈谈怎样考释古文字》这篇文章中有一些相关的论述。手段对了，才能发掘出古文字材料更深的内涵。其实不光是古文字，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到俗文字的考释过程中，我也曾利用这种手段考证过一些明代潮州戏文中的疑难字。方法重要，视角也很重要，古文字资料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1999年我和裘锡圭先生参加“纪念闻一多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会”，当时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朱晓海建议我写一篇和神话有关的论文以纪念闻一多先生和神话有关的研究，我选定了《楚帛书神话系统试说》作为论文题目。《楚帛书》分为甲、乙、丙三篇，甲篇讲四时和历法形成的过程，有伏羲、女娲和四子，这四子协助伏羲和女娲开天辟地，疏导山川，奠定四极，对创世和宇宙的运行产生了很大的贡献。我发现《楚帛书》中的四子与汉代的《武梁祠画像》有着一定的联系，就将二者作了一个对比研究，最后发现这四子就是掌管四季的分至之神。裘锡圭先生当时认为画像这个材料本就有其价值，而将它与《楚帛书》联系起来更加可以促进两种材料的深入理解。这是我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对古文字材料文学内涵发掘的一次尝试。陈伟武：您研究《楚帛书》的这篇论文不仅是对文学内涵的发掘，更是一篇具有文化学深度的论文。我注意到您很多论文都并非就字论字，就词论词。对此，您是有着怎样的考虑呢？曾宪通：字有“组”，也有“族”。具有同源性的汉字往往处于一个“组”中，它们关系十分密切。汉字的世界就像人类社会一样，我们可以将更大范围里具有亲属关系的字归纳到一个“族”中，考察他们的流变。这属于汉字内部的关系，但文字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字不单单是一个字，背后都有着文化象征。就像凤凰的“凤”字，它的文化内涵就十分丰富。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凤”字，字形就是凤鸟华冠丰羽长毛的样子，甲骨文中经常借用“凤”字来表示“风”这个意思。“凤”字为什么能表示“风”呢？我对已有观点进行了梳理，最后发现董作宾先生的解释最为恰当。他认为之所以借用“凤”来表示“风”，不仅是因为上古时这两个字字音相近，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凤翼生风”，二者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对董先生的观点进行补充论证后，我又通过字形上的比对，解决了朋、皇、凰等字的源流问题。此外，我对“文”和“字”的文化内涵也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和证明。字的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意义，也有着源源不断的流传脉络。这样溯源的工作很重要，如果缺乏了这样的工作，我们怎么能说自己了解汉字呢？如果不了解汉字，又怎么能了解汉字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呢？曾有学者主张“汉字西来”，我在《汉字源流》这本书里也反驳了这个观点，在充分利用了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基本途径和现有成果，并经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证之后，我只能得出“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标志，汉字无可争议的是一种自源性文字”这个结论。汉字和中华文化的关系密切无比，就像皮肤和血肉一样，我们的文字是“活”的文字。我们做古文字目的不是去认已经认识的字，如果是认字，那多翻几次文字编就可以了。我们要通过释字考词去读通古文字材料，去发掘它们的深层价值，必须要有从文字到文化的治学格局。这也是我在《汉字源流》这本书中一直强调的从文字源流去窥探我们的文化源流。
陈伟武：“汉字源流”是您曾经开设的课程，在此之前您还讲过“战国秦汉文字”的课程，这门课程还是您独创的。学界当时将陈炜湛、张振林、孙稚雏三位老师和您并称为“四大金刚”，四人中为什么独独是您开设这门课程？曾宪通：从传承上来讲，容、商二老的甲骨文、金文课程都有人传承。后来开设甲骨文课程的是陈炜湛，金文由孙稚雏和张振林两位主讲。相比起其他专业，我们专业开课比较少，几位老师想让我也开设一门课程，我就开设了“战国秦汉文字”这门课。其实容、商二老对战国文字也有整理和研究，容老《金文续编》里的内容就是在他过去那本《秦汉金文录》的基础上再加上商老《石刻篆文编》中战国文字的材料，但两位先生都没有开过这方面的课，直到后来也只有马国权先生讲过一个“列国文字”的专题。虽然当时甲骨文和金文研究已经是学科的前沿重镇了，但战国秦汉文字也是古文字重要的一环，而且后来出土的材料越来越多，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变成了研究热门。刚好当时我接触战国文字的材料比较多，就由我开设“战国秦汉文字”这门课，这样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就算是完备了。前几天系里学科建设还问我为什么要开创“战国秦汉文字”这门课，大家都说我是第一个在中山大学开设“战国秦汉文字”的，其实当时只是应时而为。后来开设“汉字源流”有几个原因，一方面还是受到容先生和饶先生的影响，容先生当时为我们讲授《说文》时就告诉我们，他的教学生涯就是在东莞中学教“文字源流”开始的，在和饶先生学习的过程中，饶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在我心中植入了探讨汉字因果和源流的意识。另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资料大量涌现，填补了汉字发展史上的很多缺环，这也是研究汉字源流的天赐良机。最后是因为一部分年轻人对汉字理据认识的缺失，我想通过“汉字源流”这门课程让学生们了解汉字的字理，懂得汉字的一点一划都有它的涵义和功能。我从1986年开始就一直开设“汉字源流”这门课程，后来中山大学出版社的裴大泉博士建议将讲义向教育部申报，有幸成为“十一五”规划教材。《汉字源流》最后能够出版还要感谢我的学生林志强教授大力协助，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陈伟武：以前和您住得近，经常在一起喝茶，文章写完总是到您家请您帮我把关。有时候很急，第二天就要交稿，前一天还拿到您这里请您审阅。您的文章写完也让我们几个学生提意见，一点儿都不忌讳学生们在您的文章上涂画标注。前段时间刘乐贤先生还和我聊起以前在中大中文系学习的日子，他也对当时随时能到您家里请教学问十分怀念。当时和您边喝茶边聊天就能学到许多知识，我经常对学生们讲，我们都是老师您用工夫茶“泡”出来的。曾宪通：我以前的很多文章都是你们帮忙修改，我们这样融洽的师生关系很难得。课堂上讲课可能未必会讲到的某些问题，都是在课余喝茶聊天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我记得有几个学生特别会在喝茶的时候提问题考我，我就随时解答他们遇到的问题。伟武你曾经用《礼记》的一句话描述师生之间这种问答授学的关系，我觉得十分到位，那就是“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向老师学习就像敲钟一样，只要你们愿意“敲”，我就一定会有“回响”。这其实也是从容、商两位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培养学生的理念。陈伟武：您肯花时间陪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现在培养学生也是用您的方法，就是用工夫茶“泡”。有些老师接待学生总是“席不暇暖”，师生关系就一定是比较淡漠的。我发现一些本科的学生觉得古文字很难，我在课上对他们讲，很多古文字材料是传世文献中见所未见的，甚至连司马迁做梦都没有梦到，所以面对古文字材料大家都是同一个起点，如果肯下功夫，一定会有所作为。王安石曾经有一句话是“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如果畏惧险远，那么难免错失了很多美景。您愿意花时间培养学生，我也愿意亲自带我的学生去观赏这种“美景”。这也是我从您言传身教中学习到的培养学生的理念和方法。